电影修复师每人每天修复4000帧影像 点击鼠标8万次

（原标题：打捞胶片电影里的旧时光）

电影修复师的青春，随着经年累月的无数次修复，再次无痕刻印在每一帧老胶片中，留了下来。

老电影《神女》剧照。

中国农民电影节上，宁波电影院重新放映1954年版越剧电影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。放映机一开，第一帧画面出现时，全场“哇”的一声。

在“豆瓣”，有人评论这版电影：“这颜色修复得也太俊了吧！引风气之先的作品，全人工撘景，色彩斑斓。”

这是王峥和团队在“修旧如旧”原则基础上调整修复的老电影。作为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电影修复师，他们的工作是保存、修复、挽救上世纪20年代后的国产胶片老电影。

十年间，电影技术剧烈变革，数字化介质代替胶片电影成为潮流。偶有推出的胶片影像，也需转成数字化格式在院线播放。胶片成了复古怀旧风的代名词。而在时间迭代中，曾留存过几代人时光的胶片电影，变得脆弱且易逝。

重复上万次的点击、调整，经年累月重复相近的动作，电影修复师们在精细中对抗单调，在一帧帧老胶片里，寻找此身此地的价值。

对于修复老电影，有人质疑：现在院线电影层出不穷，多少人有意识、有精力去看老片？当老者老去，是否还有观众想看上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的电影？

“可能经典老片多少都是小众的，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喜欢。但我希望，当大家想看时能有机会，而不是可惜片子再也找不到了。”王峥说。

1月11日下午，电影资料馆修复室内，一名一线修复师定格一帧画面后做精修。新京报记者王佳慧 摄

三五分钟的片子，胶片断了十几次

王峥就职的中国电影资料馆里，保存着1922年以来的3万多部中国电影，拷贝素材超过60万本。每年，资料馆选片委员会的专家学者们从中选出需要修复的老电影，并按照需要抢救的严重程度与特定影展时间确立修复顺序。

要修复的原始影片素材，首先要在资料馆的西安库进行物理修复，之后才会运到北京进行数字修复。胶片会先送至北京百子湾的东郊库，在那里缓冲、拷贝，然后再被运到小西天电影资料馆本馆。

在资料馆的12层，有一间二十平米左右的胶转数机房。这里，电影修复师们要进行数字修复的第一步——胶片数字转化。

机房正中的地面上堆放着十几摞近一米高的胶片本，直径20厘米的胶片本每盒可盘放300多米长的胶片，记录10分钟的影像。一部90分钟的电影，就需要胶片本9-10本。

胶转数机房空地上堆放的胶片盘，一部90分钟影像，需要9-10个胶片盘存放。新京报记者王佳慧 摄

金属盒里的胶片由带着手套的修复师取出，放入机房内的超声波洁净仪中。每次清洁，大约需要5-10分钟。清洁完毕后，胶片被拿到一面玻璃之隔的胶转数机器中，在高速率照相机下扫描每一帧，对胶片进行数字化转换。

在机器的张力下，这些六七十岁高龄的老胶片脆薄易折，身子金贵。工作人员必须在监视器前紧盯闪过的每一个画面，一旦出现胶带弯折、断裂等问题，必须人工手动整理胶带调试运转，甚至再次进行物理修复。

“不同时代的片子，音频格式不同，数字转化时设置也有差别，否则会有嗡嗡的电流声。”2010年进入胶转数机房工作的焦翔回忆起早年，机房里只有他一个工作人员，所做的在国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遇到具体操作问题都得自己琢磨。“比如60年代之前的片子音带是变频式，70年代之后多是电激式。当年搞明白两种音频在胶转数时格式数据的不同设置，就用了不少时间。”

一般来说，胶转数的时间至少是电影本身时长的两倍。如果胶片质量不好，转换时间就没了定数。“年代久的胶片有折痕、断痕，我们扫片子时遇到画面中断会重新命名下一段，怕乱了。”焦翔的徒弟胡晓彬曾转换过一个三五分钟的片子，中间断了十几次，他给这段片子起了16个名字。

胶转数做了7年，工作量大的时候，摞在机房里的等着数字转化的胶片盘，比胡晓彬这个30岁的小伙子还高。

机房里的胶转数机器。新京报记者王佳慧 摄

雪花点、划痕、爆破声，每一处都必须处理完善

胶转数完成后，胶片上的影像、声音等所有数据都被传输至馆内中央存储处理器。电影修复师们会在10层的修复室，进行数字化修复。

那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操作室，17台电脑屏幕定格在不同的电影画面上。画面的每次更换均以“帧”为单位。1秒24帧，100分钟的电影约有14万余帧。不同的修复师，负责电影的不同片段。

33岁的王峥，大学一毕业就钻进胶片电影修复行当，已做了十个年头。一度，他每早9点就坐在电脑面前，打开修复软件，定格画面，像PS修图一样固定图层、精修局部，对每帧画面进行调整。画面上的雪花点、脏点、划痕，声音里的断音、爆破声，每一处细节都必须处理完善。

不同影片，损伤情况不尽相同，年代久远的片子，如果统一设置电脑自动修复数值，会损坏画质，王峥每次都要判断不同影片的损伤程度，设置不同处理参数。

“修旧如旧”是修复中最重要的原则，若因强行修复影响了画面质感，王峥们宁愿留下瑕疵。

相对于胶片中段来说，每一盘胶片的头、尾部分经常受触碰，画面脏、易有划痕，修片时的工作量要多出4-5倍。

通常情况下，一部简单易修的电影，2周左右可以完成修复。如果遇到原始素材条件差的，工期很难确定。“有些胶片拱起的片子，我们会用动态抠像、焦点追踪来还原最初画面。但有的片子，为了不影响原始信息保存，我们修的标准会视情况而定，可能会修好多版。”王峥解释，比如原始胶片满是雪花的电影，如果修得很干净就把画面全都破坏了。

导演谢飞1990年的作品《本命年》，曾由王峥等人修复。修完后，谢飞看了第一个镜头就提出了不同看法。当年拍片时，谢飞想在影片中表现的是一个阴暗的地下通道，只在前方有光亮，画面里姜文一个人的背影在逆光的镜头下摇摇晃晃地走。但修复后的影片中，光线比原片强，除了姜文，地下通道里的其他人也能被看到。

“我们机器扫描的时候用的是全曝光，为的是把胶片上的所有信息保留下来。”王峥说，这就是电影修复与电影创作的不同。“我们最该做的是保留好信息，为合适的版本提供最全的取舍空间。”

胶转数过程中，胶片薄脆易折，修复师在手动调试。新京报记者王佳慧 摄

每天修复4000帧，点击鼠标8万次

在王峥刚进入中国电影资料馆工作时，恰好赶上2006年底中国电影资料馆刚刚启动了“电影档案影片数字化修护工程”项目，在中国大陆地区率先开始了发现、收集、拯救、保存中国胶片电影的工作。学计算机专业的王峥对电影感兴趣，又喜欢自己琢磨机器运作、电子技术，从此专攻胶转数之后的精致修护。

早期，修复团队人少。“很多（工作）是新的，挑战摸索，连找国外的文献都很难找到。”王峥经常遇到电脑故障、软件卡顿的问题。“自己琢磨各个操作系统之间的连接、硬盘录像机互通设置”，有时候电脑技术服务人员调试几次都处理不了的问题，他一个人捣鼓对了。

法学专业毕业的焦翔，2010年进入胶转数机房时，是里面唯一的工作人员。胶转数机器换新，他从最基本的机器设置做起，琢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。从国外进口的机器只配有英文说明书，里面全是与操作相关的专业词汇。焦翔没办法，翻着字典一个词一个词挨着查，一整本说明书上写满了批注标记。

11年过去了，电影资料馆主馆修复团队已经有30多人，王峥和焦翔成了元老级人物。管理团队，带徒弟。

胶转数机房的工作人员从1名变成了3名，仍在一线工作的胡晓彬记得，新人刚来时机房里最热闹，大家聊天有新话题。“但聊完了，也就没得聊了。”

机房里，机器运作的声音与醋酸胶片散出的味道，长年陪伴着他们。

单调，是修复师们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必须对抗的。

“一天坐在那里就是点点点鼠标。”，朝九晚五的工作中，他们每人每天大约修复4000帧影像，平均点击鼠标8万余次。

王峥年轻时，一下班就约着一帮哥们儿喝酒撸串儿、唱歌打篮球。几年后，他成了“师父”，带领团队里的年轻人。如今10楼修复室里坐着的都是外聘的20出头的90后大学毕业生，平均年龄24岁。几乎每个人的椅子后面都放着软软的靠枕，久了，伸个懒腰，起身倒杯水，再坐下工作。

“现在做修复，流动性大，能坐下来做到半个月以上的孩子，基本就能适应这份工作的状态。”王峥说，他挺感谢这些年轻同事能坚持下来修复老电影。

除了声音修复环节，大家在修复室工作时基本都备着耳机，放着音乐排解。时间长了，爱听的歌循环了好几遍，只好点开手机有声电台听小说、听演讲。

王峥正在展示修复完毕的抗战文献纪录电影《燃烧的影像》。电影资料馆提供

“有一万种方式让你的生命有价值”

王峥至今记得多年前对《鼠与蛙》的修复。那是1931年的一部黑白默片，也是中国真人电影史动画片中的第一部。

2011年，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一次素材整理中，工作人员发现《鼠与蛙》的胶片基底已经非常脆弱，需要尽快抢救。片子经过数字扫描、手绘等手法修复。绘制背景层、镜头中人物动物抠像、重新至入背景。最终修复好的画面几乎不存在噪点和闪烁。“修复这些年代的老电影，是在为那时的影像，留下宝贵的资料。修复中，我们必须秉持的原则就是‘修旧如旧’，让老电影回到最初的样子。”王峥强调。

“修旧如旧”的调整空间里，电影修复师们也在创造自己的价值。

修复上世纪50年代越剧电影《梁祝》时，影片颜色应该在如旧的基础上偏向复古还是偏向鲜亮？这是修复后期一个较大的争议。“有些观众记忆中看的拷贝版，是显旧斑驳的那种。但我还是尝试了一个较新感觉的版本。”王峥说。

于是，便有了宁波中国农民电影节上色彩斑澜的全新版本。

修复好的国产老电影，会在资料馆放映厅内排期放映，10年做下来，“到小西天的电影资料馆看修复后的老电影”，有了属于它自己的口碑。许多青涩的大学生、上了岁数的退休老人，愿意到这里发现经典、重温回忆。

八九年前，电影资料馆每周只放三场电影。如今，除了周一，资料馆每天都有排片，两个放映厅同时播放。为了满足人们的观影需求，电影修复师们的工作量早已超过了每年150部影片的硬性要求。除了资料馆本身的放映，他们还会不时收到外部影展、修复合作的邀请和需求。

仅2017年一年，胶转数机房就扫录了3800多本胶片，共600多部影片。这是7年前的6倍。

日复一日接触经典作品，修复师的眼睛越来越犀利。王峥和爱人去电影院观影时，经常指点画面中的问题。对比现在的电影，他时不时会疑惑：在没有监视器的胶片时代，那些经典桥段是怎么拍出来的？从场工到导演，是怎样的技术水准？

他对自己参与修复的经典老片，有感情也有敬畏，“人家当时费了这么大力气拍的，不容易。你怎么把这些东西给恢复到一个较好的状态——这就是使命。”

十年，王峥从刚出校门的小伙子，成了有了家庭与新生宝宝的爷们。有时，他会想起2008、2009年那段疲累单调的岁月，一度他曾视之为职业低谷。“现在想想倒觉得挺好，人必须得历练，尤其是男人，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。”

和当年的王峥一样，团队里的新人等待这自己修复的电影重新搬上荧屏。他们会走进电影院，在黑暗中默默观看，在心里给自己一句“牛，这段我做的！”

经过的路成了必需，电影修复师的青春，随着经年累月的无数次修复，再次无痕刻印在每一帧老胶片中，留了下来。

王峥曾记下一句电影台词：有一万种方式让你的生命有价值，让它属于你的时代。

电影修复之于他们，应如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