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绛子女为什么不生孩子 钱瑗为什么没孩子

【钱瑗为什么没孩子】

章廷桦，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毕业，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。 1997年3月4日，北师大博士生导师钱瑗教授病逝，终年59岁。她是钱锺书和杨绛的独女，我大学的同窗。 同窗数载，却未去过她家。毕业后，钱瑗、我妻海云和我都留校工作。1960年春节前后 她邀我们到家作客。进门落座，杨绛先生送来热茶和饼干，钱锺书先生也出来帮女儿待客。

他说：“常听阿圆提起你们，欢迎来作客。”谈话中钱老得知我是江阴人，高兴地说：“哎唷，巧啦，我是无锡人，我们是同乡嘛！解放前苏南人有个说法：江阴强盗无锡贼，盗与贼是一家子嘛！”说罢哈哈大笑。

钱老爽朗健谈，妙语连珠，给我的印象极深。接着他谈到我们北师大英语教授郑儒箴先生同他一起翻译《毛选》，说郑教授工作认真，笔语极好。钱老谈兴很浓，讲到翻译时如何注意两种语言的特点，提到一些重要的翻译理论问题，只可惜当时我年轻幼稚，不识真金，错过了向他讨教的机会。

1960年春末夏初，北师大举办教改展览。筹办展览的人都是青年教师。我和钱瑗是从外语系抽调的，我搞编辑，她搞美术。搞美术的在59届同学中有号称“妖魔鬼怪”的四员大将：历史系的王德一，人们把“一”念作“Yao（妖）”，这便是“妖”的由来；物理系一位会变魔术，“魔”的头衔当之无愧；生物系一位早有“小鬼”的外号，他当然是“鬼”无疑了；

而钱瑗是四人中惟一的女性，没有绰号，不过既然排行老四，那只好把“怪”字认下来。 “妖”和“怪”经多年的交往，恋爱，终成眷属，人们戏称“妖怪联姻”，他们的婚姻很美满。杨绛先生在《干校六记》中曾提到女婿王德一。 1969年11月，送钱老上车时，王德一见有人行李太多，便上前相助，文章写了此时钱杨二老的心情：“默存和我看他热心为旁人效力，不禁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，

同时又互相安慰说：得一（这是钱锺书先生赠女婿的号，杨先生文章里总用“得一”。 ——编者注）和善忠厚，阿圆和他在一起，我们可以放心。”可谁想就在半年之后，北师大围剿“五一六”之时，王德一受到诬陷，被逼自杀。这是钱瑗一生中所受的最大打击。

如今，27年之后，“怪”也随“妖”而去。3月8日，“魔”与“鬼”齐来同遗体告别。当年悲愤送 “妖”，今日沉痛别“怪”，令人感慨万千。 不久前，我见到北京女12中55届毕业生名录，其中每人有一段自我介绍。

钱瑗是这么写的：“1959年毕业，一直在北京师大外语系工作，‘文革’前教俄语，现在教英语，并负责一个以‘英语教学’为专业方向的硕士生培养项目。每学期上两三门专业课，备课虽吃力，但能不断学习新东西，真是‘惟学半’。

”这不足百字的自述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谦逊。她是我们这届同学中第一个提升教授和博导的，可她总觉得自己原本的专业是俄语，现在改教英语，应加倍努力，边教边学，于是才有上述“惟学半”之说。其实，钱瑗家学渊源，英语基础扎实，在学俄语的同时也未中断学英语，1966年改教英语时水平已不低。

1978年在英国兰开斯脱大学进修两年，1990年又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访学，攻研英语文体学、语用学及应用语言学，编写出《英语文体学教程》（英语版），并写出《英语言语节奏与英诗格律》等文章。有人说，她出于学界巨擘之家，其论著肯定得力于父母。可据我了解，钱瑗有疑难时，钱杨二老总是提出查找范围或书名，让她自己去找、去读，自己解决问题。

60年代我和钱瑗同在一个教研室，对她的工作认真、治学严谨是深有体会的。后来我调出专搞文学，大家联系不多。1993年我又回到外语系，这时的她已是博导、系学术带头人，满脑子装的都是学科的发展和梯队的建设。她当时负责主持一个中英合作培养“英语教学”研究生项目，五年共培养了研究生和助教班生90余人，被英国海外发展署和文化协会誉为“最成功的项目”之一。

在国内也分别获得北师大和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奖。 做教授、当博导，当然是好事，可其中甘苦局外人是体会不到的。钱瑗淡泊名利，可重视肩上的责任。因为人手不够，她这个博导除了研究生的课还开本科生的课。加上她住在城里，来往不便，所以课安排得集中，一周有两个上午要上四节课。四节连轴转是很累的。

此时，她像部队处于一级战备那样，精神亢奋而紧张。北京交通高峰时常堵车，遇到这种情况，平时沉稳而有风度的博导则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心急如焚。为了不误课，只有一个办法：早起早走。一次因夜间工作起得晚了，匆匆梳洗后出门，一路急走，赶到车站，盼车，挤车……总算到了学校，松了口气，可上教学楼的台阶时，一低头，发现自己穿的皮鞋竟是一黄一黑，真是忙中出错！怎么办呢？

只好请一位住校的老师赶紧回家把夫人的鞋拿来……看起来，这只是件令人发笑的小事，可却说明钱瑗精神的紧张程度，她像一架上紧发条的机器，已经松不下来。一次我问她近况如何，她答：“心力交瘁。”我劝她赶快“勒马”，她说：“我是在虎背上……。”

一个人有了成就，有了头衔，就有了名气，而有了名气则又会招来更多的头衔，不管你干得了干不了，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。钱瑗的头衔确是不少：中英合作项目负责人，《英国语言与文学》编委，全国高校外语专业指导委员会、教材编审委员会和北师大学术委员会、学位委员会的各种委员……一个个头衔和职务就像套在身上的一条条绳索，勒得钱瑗动弹不得。

再加上她是出名的“死心眼”，办事认真得让人吃惊，也令人敬佩。拿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工作来说，钱瑗是校评审委员、外语学科评审组组长，事务繁杂，耗时费心，而且还有全国各地为提职称而寄来的一篇篇论文和一本本专著，请她评审。要评审，必须研读，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！

一次，外省某大学寄来一篇论文，钱瑗读后有似曾相识之感，再读则更觉有抄袭之嫌，然此事干系重大，不可贸然下定论。于是她根据记忆，翻遍书架，终于找到原书，再从头通读，列出抄袭部分的页码和段落。事后该校写来了感谢信，可他们并不知道钱瑗为此付出了多少精力。